编译所 | 西蒙娜·薇伊：美好的作品不谈论自我

   西蒙娜·薇伊

  ·美好的作品不谈论自我·

恐惧本身，如同莎士比亚或索福克勒斯所教导的那样，可以被观赏而不把人吓跑。总之，而且对于西蒙娜来说，这就是关键，美好的作品不谈论自我。它使人类摆脱了孤芳自赏，它教人类学会忘掉自我。审美愉悦，似乎在自甘贫苦之中开辟出一片特殊的天地，因而以它自己的方式为前者做出了贡献。“甚至当我不在场的时候”作品也是美好的。因此它有助于抓住自我。它远非丰富自我，而是使自我变得贫瘠，它从自我之中倒空了自我。

——莫娜·奥祖夫

西蒙娜·薇伊与苦行主义

莫娜·奥祖夫

从前有一个后母把她的女儿和继女送到大森林里，她喜欢女儿而憎恶继女。两个小姑娘来到一座古怪的小屋，屋子有两扇门，一扇是金门，另一扇是沥青门。她们必须选择自己想打开的那扇门。那个穿得漂漂亮亮、备受宠爱的小姑娘选择了打开金门后，被迎头浇了一场沥青雨。而那个破衣烂衫、受后母虐待的小姑娘选择了沥青门，得到了雨点般落下的金子。

这是一位温柔的母亲在她那三岁半的棕发小女儿的床前编出来的故事，后者因阑尾炎而动弹不得地躺在床上。小病人飞快地领悟了故事的寓意：她想成为灰姑娘玛丽。这是她以无可抵挡的顽强毅力而毕生致力完成的计划。

三十年后，1943年9月，《肯特信使报》在边栏刊登了一则小新闻，报道了一位年轻的法国女郎离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刚刚在阿斯福特的格洛斯夫诺尔疗养院去世或者说任凭自己死去：西蒙娜·薇依终于跨过了那扇沥青门。

1921年的西蒙娜·薇依

那扇沥青门

为了变成灰姑娘玛丽，她曾经走过一段漫长的征程。因为仙女们毫不吝啬地把礼物放在小姑娘的摇篮里：一个生活富裕、思想自由、充满爱的和睦家庭；一个医生父亲和艺术家母亲，他们深爱对方，也非常喜爱自己的小女儿；一个有天分而备受赞赏的哥哥；一些有着良好教养的朋友；夏天到海滨或山区度假，吟咏诗歌、骑自行车、读书、跟家庭教师学习希腊文，跟科波学戏剧，跟热尔曼娜·塔耶费尔学钢琴。因此对于这位把匮乏列入自己生活日程的小姑娘来说，她需要放弃许多福利。

对于这位梦想成为童话故事里引人同情的女主人公的女孩来说，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的外表看起来像灰姑娘。在她青少年时期的照片上，年轻的西蒙娜·薇依有一双略带野性魅力、微笑时熠熠生光的明眸。然而她很快开始尽力对他人掩饰这一点，以一顶脏兮兮的无边软帽遮住自己的黑发——首先必须把作为有产阶级女性的象征饰品的宽边帽排除在外——，把自己的身体包裹在一袭灰黑色的斗篷里，以尼古丁染黄手指，穿着难看的鞋子——她在正值隆冬的十二月也光着脚穿着凉鞋，腿上满是冻疮——，为的是遮掩厚厚的眼镜片后面的美丽而明亮的目光。费讷隆中学的物理老师对她的评价是：“我们的老学究”。

1922年13岁的西蒙娜·薇依

她刚过十四岁就如愿以偿地完成了自己的无魅力计划。……她以有条不紊的平等精神树立起自身生活的清规戒律：只住无暖气的陋室，房间里堆放着纸张，弥漫着烟头冷却后的味道。与双亲度假时，她拒绝住舒适的旅馆，而是令他们分外伤心地住到旅馆附近一个普通的膳宿公寓里。她还锻炼自己席地而卧，致力于不“抓住”、不占有任何东西，而是全神贯注于扰乱：甚至在其作品里都充斥着“出人意外的想法”和“令人不喜的见解”。

割断眷恋之弦

童话里的灰姑娘玛丽不仅仅瘦骨嶙峋，衣衫褴褛；她还孤独寂寞，遭人憎恨。希望向玛丽看齐的人也必须戒绝友情的慰藉。在此触及到了西蒙娜·薇依生命中的一个感人之处。因为她知道友谊是生命和灵感的源泉，是无与伦比的益处。她感受到了与朋友一起度过的那些宝贵时刻，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美好时光。她怀着一个乌托邦梦想，人类在完美平等的基础上互相交往，任何朋友——或者情人——都不支配自己的朋友或情人或者不被支配。

当一位朋友过世，她说道，她会产生被截肢的感觉，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才华或美德，而仅仅那个朋友才能抓住她的想法、才华或美德。薇依本人极其忠于友情。她公开表示自己不轻视由友谊而来的幸福。此外她也仅仅看重幸福。她给自己的朋友——罗西耶工厂的工程师贝纳尔先生写信说她希望没有因为自己浓厚的悲观情绪而损害了他的幸福感，那种她相信在他身上所感觉到的幸福感：幸福，她说，是某种值得尊敬的宝贵的东西。

 薇依兄妹

然而幸福感的陷阱就在那儿。形而上学的同时又是心理学的陷阱：情感怎样才能不掺杂支配欲或者是没有那种可耻的满足感，可耻的听任自己受他人支配的满足感？友谊比其他任何感情更甚，它更胜于爱情，而且更使人堕落，她说，友谊对于心怀友情的人来说意味着同类相残的风险：以毁灭的方式把自己所喜之物占为己有。对于那个被喜欢的人来说则是相反的风险：依赖，处于那种等待主人施舍骨头的狗的境遇。还有更糟糕的：美好地，然而却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个人物，认为自己具有一定价值。

假使希望自己成为灰姑娘玛丽，亦即毫无价值的人，那么就应当提防友谊的虚幻光彩，寻求黯淡无光的隐姓埋名，生活于凡人之中，如同坐在一列由圣艾蒂安开往勒浦依市的火车上，无分化的人类大锅饭。食物这个主题如同扰人的低音，再次为这一拒绝伴奏，对人类的紧密联系的拒绝：必须要知道不接近桌子，不伸手，要远远地看着。对友谊的梦想，她口气生硬地说，必须打碎它。

遁世之生存

可以这样解读西蒙娜·薇依的生平，一位女旅行家的生平，她沿路一个个地丢下了家庭出身配备给她的包袱。物质财富也毫无价值。难以解开家庭和友谊的纽带。然而精神财富呢？她并非十足狂热到不清楚物质匮乏对智力活动的害处。她确信当一个人忍受饥饿、筋疲力尽、受到侮辱、不受尊重时，其思考方式也会不同。她也知道苦行，有时会因为傲气或者令人烦恼的愤恨而产生误解。因而她费尽心思地估量真假遁世之间的距离。而她的唯一发现，与其习性相符的发现，则集中表现在极端遁世主义之中。与虚假遁世相伴的是对内心痛苦的欺骗性否定。真正的遁世从来不是试图缓解梦想和放弃之间的悲剧性的距离意识。

就这样放弃一切，包括放弃自己的过去和所受的教育，关涉到其得天独厚的精神财富和智力天赋的过去和教育，会从中学到什么呢？假定其事可行，那么这个顽固的女人究竟在找寻什么？她所寻求的并非简简单单的功勋或者耐力测试，虽然她很可能在其中找到了某种不想言明的愉悦，身体是阻止达到完美的障碍，因此她乐于以痛苦来练身。

她曾经抗议为罗莎·卢森堡刻画的基督徒肖像，而且厌恶别人把自己描绘成牺牲者的形象：作为斯宾诺莎的好读者，她视忧伤为人类的缺陷；如果在承受忧伤，那么应当保持沉默，但是内心要确信自己会尽快地摆脱忧伤。西蒙娜·薇依认为排除生存障碍的工作不应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受到惩处，哪怕它比她所说的更应受到惩处。

她尤其期望能够对人类现实有所认识。而假使该现实的实质就是这个无情的神性——她时而称之为“力量”，时而称其为“需要”——它正在物化人类，或者通过真正地杀死人类，或者以在人类头上悬着永恒的死亡威胁的方式来物化人类，只有借助于贫苦才能理解它。然而贫苦也从未足以令人确信能够经由它打开那扇沥青铸就的认识之门。因此，虽然她十分尊崇老师阿兰，但是却对后者极为不满：因为他拒绝了不幸。

由此也导致了她对《伊利亚特》的赞赏，该史诗没有掩饰一丝一毫的人类境遇的苦涩感，唯一的主人公，唯一的主题——她希望别人对她自己的思想也作如此的评价——就是“力量”(神性)及其对人类的毁灭性影响，被拖曳于战斗的尘埃中的可怜东西，前一分钟心脏尚在急速地跳动、之后突然变得毫无价值的可怜东西。最终由此而来的结果是她自己赋予痛苦和遁世的地位，它们属于生存的范畴，好比数学论证属于思维的范畴一般：对必然性的救赎。

纯粹的贫苦

因此，贫苦不仅仅对痛苦有益，也并非反常地喜好虚无，而是为了更好地看清事物的真相所作的努力：并非对于我们而言的真相，而是对于其自身而言的真相。她本来希望见到一处恍若她没有置身其中的景色：不大可能的发现，唯有纯粹的贫苦才可能予人以希望。纯粹：这是她的一个常用词，是衡量其拒绝与选择的尺度。伦理的、文学的、美学的拒绝与选择。

 1937年的西蒙娜·薇依

什么是纯粹？希腊人、罗马教堂、单旋律圣歌、蒙特威尔第、巴赫、拉辛、莫里斯·塞夫、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当然还有以纯粹的角和直线为主的几何学。人类无法占有和玷污的一切事物都是纯粹的。工作也是纯粹的，它跟幻觉和法术无关。

1936年6月的女工们的欢乐是纯粹的，把它看作“要求”得到满足的低俗欢乐是大错特错，因为与之相反，她们的要求散发着肯定人性尊严的纯粹光芒。而这足以解释了她那超脱于惩罚执念的成为灰姑娘玛丽的计划：一个如此轻而透明的创造物，化为薄冰，它反射着纯粹、无情的现实，亦即《伊利亚特》讲述的那个现实，无法逃避的人类不幸。

她曾给若埃·布斯凯写信说自己觉得唯有这种纯粹的贫苦是可以忍受的。她的读者，他们则往往倾向于认为她令人难以忍受，被她的言行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她面对任何令人快慰的想法时都止步不前，她拒绝缘于普通人情的宽恕。不过，读者之所以贴近这个不屈不挠的姑娘，是因为她任由某些更可亲的花朵生长在这片被狠狠清洗过的场地上。

西蒙娜·薇依的生命中时而会出现某种令人轻松地付之一笑的东西，例如昙花一现的柔情。1937年春，在短暂地停留于一个诊所里治疗其头痛的顽疾之后，她动身去了意大利。她愉快地写道，她梦想着自己在意大利与米开朗琪罗曾经将其诗篇题献给他的那位年轻人托马索·卡瓦列里相遇，甚至发誓说假使能够与其偶遇,那么除非以武力相胁，否则她再也不会离开这个国度。在米兰的拉斯卡拉歌剧院，在拉维纳的市场，在甜美的翁布里亚乡村，在闲庭信步的快乐而美好的广场上，在美酒飘香、洒满阳光的街道上，感觉得到她被甘甜的空气、优美的雕塑所征服，应当说那就是幸福吗？

挣脱自我

这位年轻女子从来不乏理性。如果说这位身处逆境的女体操运动员听凭自己如此放松下来，那是因为审美乐趣不在她对愉悦的批判(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她看来，只要一想到它，那么罪孽就已经在那儿了，甚至在犯下该罪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之列。阿兰曾经教导她说审美愉悦的存在证明了身体并不一定是思想的敌人。她也愿意相信这一说法。

“阿兰”Émile Chartier

当她宽容的时候，她甚至于承认人类拥有平衡其痛苦的单纯、脆弱的尘世欢乐：工作周之后的周末；疲劳之后的休息；甚至，是的，饥饿之后的就餐。不过与这些单纯的愉悦相比——单纯，是因为它们无混杂——审美愉悦有一个决定性的优势：它不是来自于自我，而是来自于客体。

这令人全然无法预料审美愉悦出现的因由：星空、和谐的都市、令人赞赏的人，突如其来地映满眼帘；根本不需乞求它们出现，甚至也无须想象它们。由存在所创造的纯粹奇迹，世界轰然喧哗地进入本我，在其中无须任何领会或运用，而只需欢迎。

她记住了康德的那句话，美好的作品从来都不是占有或征服的理由：一个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人们既无法拥有它，甚至也无法梦想自己拥有它。人们无法触及到它，看着夏尔丹的那篮子樱桃却无法用手拿起它，看着提香画中人物的滑腻面颊而无法抚摸到它。

恐惧本身，如同莎士比亚或索福克勒斯所教导的那样，可以被观赏而不把人吓跑。总之，而且对于西蒙娜来说，这就是关键，美好的作品不谈论自我。它使人类摆脱了孤芳自赏，它教人类学会忘掉自我。审美愉悦，似乎在自甘贫苦之中开辟出一片特殊的天地，因而以它自己的方式为前者做出了贡献。“甚至当我不在场的时候”作品也是美好的。因此它有助于抓住自我。它远非丰富自我，而是使自我变得贫瘠，它从自我之中倒空了自我。

本文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共号，为《女性的话语》（商务印书馆出版）选段，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她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研究等多个领域享有国际声誉。她因此先后获得荷兰皇家科学院的海尼根奖和法兰西学院的戈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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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话语》

  作者者：[法]莫娜·奥祖夫

  译    者：蒋明炜 阎雪梅

  页    数：446

  开    本：32

  装    帧：精装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女性的话语》致力于探讨女性在法国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倾听以及让人听到“女性的话语”、女性自己为了描述女性气质所选择的话语。书中相继介绍的人物声音分别是迪•德芳夫人、德•沙里埃夫人、罗兰夫人、德•斯塔尔夫人、德•雷米萨夫人、乔治•桑、于贝蒂娜•奥克莱尔、科莱特、西蒙娜•薇依、西蒙娜•德•波伏瓦。本书将如万花筒般绚烂多姿的女性世界，如协奏曲般高低不同的女性之声，以及女性在法国历史上描画出的独特一笔完整而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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